现在，余干民办学校的规模已跃居上饶市最前列，而上饶民办教育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是全省第一。陈国文认为，私校大发展确实相应减轻了财政压力，私校固定资产达1.6亿元，1600名教职工和2.47万名学生，每年可为财政承担约2200万元的教师工资和教育公用经费。
2006年，县政府为了缓解县城义务教育阶段班额过大的情况，携手蓝天实验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模式，允许该校在全县招考200名以下公校教师，其5年内基本工资由县财政支付，并可随时返回公校，吸引来141名公校教师。
但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接收了当地300多名“一费制”小学生，离官方当初的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余干县教育局内部对此也颇有非议，一名官员承认“有失公允”，“但这是县里定的，生米煮成熟饭，要撤掉又不可能。”对于外界传闻说有政府官员在其中参股，他表示不知情，只是说，后来有多名老板希望也能办“民办公助”学校，但教育局都向上提出了坚决反对意见。
这种“民办公助”的做法显然成为公校校长们讨伐私校的口实，并进而对政府发展私校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私校数量过多，不加控制，严重损害了公校的利益。
但陈国文说，政府支持民校发展还有另一个目的：促进公校与私校竞争，提升教育水平。
“过去公校不愁生源，学生就近入学，学校安安稳稳就吃饱饭，但现在不行了，不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就有关门的危险。有危机感总是好事。”
陈国文认为，私校为全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促使了全县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2002年，全县中考在300分以下的学生有6000多人，去年，这个数字降到1000人以下，中考升学率也从当年的全市倒数第一进入中游行列，“这个进步离不开私校的贡献。”
与公校校长们指斥被私校冲击不同，私校校长们认为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公校本身，即它们的传统管理体制。沙港初中校长周福令曾在公校做过3年校长，“太累了，你抓得紧，他就消极怠工，打小报告，我也没法扣他工资，”他说，“但在这里，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做事。”
他的老板朱当生则说，关键还是校长，“公校校长是一名享清福的官员，晚上不在教室，而在外面打牌、喝茶，私校的校长可就吃苦了。”为了更好管理学校，他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了学校住。
另一名私校老板也持相同观点，“如果我回到原来公校当校长，现状会好得多。”他举例说，同样一个包工头，在他这里建房，一个平米的造价是260元，到了公校就要330元。
学生分化，阶层分化？
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
暮色来临，鄱阳湖康山蓄洪区。一间简陋的砖混平房前，农民王秋华与邻居谈论着他们正在私校就读的孩子。他儿子读初二，因成绩好，学费被减免部分，还能获得奖学金，但一年下来，全部开支也要5000多元。邻居袁芳兰说，她儿子一年花费则要7000～8000元，这也是大多数私校学生的整年花费。
对王秋华来说，他必须忍受去年一场大风给承包的100亩农田造成的亏本，抗拒一直想要新起一栋楼房的诱惑，把挥汗如雨换来的积蓄留着，让儿子留在私校。“没有办法，为了孩子。”
但当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说她毕业后也想去私校时，王秋华慌了。“我跟她说，家里负担已经很重，只能支持哥哥一个人，她只好答应了。”
在余干县城几所私校附近，更有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长租下来，专门陪伴在私校就读的儿女。
“他们的家境其实很普通。”何苹说。在私校做老师的她花210元租了3间房，自己的孩子以及姐姐的两个在私校读书的孩子也住在里面。何苹说，姐姐家仅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近7000元，而全家收入只靠8亩田和姐夫每月1500元打工所得，一家人要挤住在一个卧室。
2006年，余干农民人均纯收入292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但仍低于全国3587元的平均水准。公校校长们说，公校萎缩的最大后果，就是农民负担严重反弹，这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近年来先后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两免一补”、取消农业税、免学杂费等一系列措施，今年还将全面进行免费义务教育。
江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侯铁军说，余干私校现象在全省、全国不具普遍性，反而在很多地方，越来越低的学费使私校受到冲击，学生很多回流到公校。
同样让校长们担忧的是，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学生们出现了分化，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接受远不如从前的教育，这势必造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
“私校已成为真正的重点学校，笼络了全县至少一半以上的优秀生。”一名校长说。为了争取优秀生源，余干中学开始面向全县小学毕业生，以选拔形式录取成绩优秀者，每年两个班。二中、三中也有效仿之举。为了留住好学生，大多数公校办起了重点班，对普通班则少有关心。
作为教育主管者，陈国文早已注意到上述种种现象，“这是个问题，”他说，“这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利，削弱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2002年，教育部提出将均衡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发展方针，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评价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进步”。国家已确定将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但投入不足仍然制约着这一构图。最新一项统计表明，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01%，远低于国家提出的4%目标。对余干来说，预算内教育拨款逐年增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则逐年下降。
陈国文表示，余干私校规模已趋于饱和，政府已从当年的“大力发展”转变到“规范管理”上来，对新办私校，小学将基本禁止，初中从严控制，高中鼓励发展。
随着近几年国家财力的激增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越来越多人士指出，政府应全面担当起义务教育的责任。2006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宋余庆在提案中呼吁，为保障公平义务教育，建议国家废止民办义务教育。
余干县城的出租屋里，何苹在油烟中炒菜，她姐姐的两个孩子埋头在卧室看书。而在康山乡，她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在乡初中读初一的女孩，正与同学们坐在院子里熟练地搓麻将。外婆问她：“你就不能看看书？”女孩头也不抬：“老师都不管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何苹的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农民，当年她不像兄妹们那么好学，精力都放在了农活上，每年过年时，看着兄妹们衣着光鲜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她总默默在旁。何苹的母亲看着，总觉得愧对这个女儿。
现在，何苹的母亲似乎看到，这个悲剧将在女儿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她微弱地叹息一声，离开了外孙女的麻将桌。(本文来源：北方网作者：袁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