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8-31
望着天上的云，清华大学本科生谭智耀心里有些难受。
这个以天文科普为主题的夏令营还有两个晚上就结营了，可孩子们到现在一次都没有观测过星空。
根据天气预报，大家计划当天晚上观星，但就在谭智耀讲述观测的理论知识时，外面突然“轰隆”一声，雷雨来了。雨停后，云层迟迟不肯散去。
这是清华大学学生天文协会和公益机构启明书院第三次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天文科普夏令营。谭智耀是协会负责人，他和另外4名清华大学学生是活动的志愿者老师，所面向的对象是来自平塘县两所乡镇中学的20名孩子，以及来自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10个孩子。
在贵州省平塘县的“天眼小镇”——一个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FAST）的建设而出现的小镇——夜空中没有光污染，深邃宁静。但厚厚的云层遮断了视线，更加辽远的宇宙被遮挡住了。
在这片云层下面，来自乡镇的、大城市的中小学生，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学生志愿者老师……这些原本难有交集的人，因为对宇宙的好奇而齐聚在这个小镇上。
感性
第一天上课时，谭智耀看到讲台下有个营员睡着了。他心里一惊：“我讲得有这么差吗？”
这位清华大学大二学生自期末考试结束后就开始了密集备课，对ppT里的每个动画、视频都了然于胸，“我都和ppT融为一体了”。
他用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天文协会“祖传”的课件和教案，从第一年开营到现在，授课内容一直在调整：减少深奥的内容，多放图片、视频、音频等更能吸引孩子的内容。
一位志愿者老师在解释某个天文学概念时说“顾名思义，这就是……”坐在台下的营队负责人裴一恩听了都有点“蒙”，她说：“对我们而言，有些概念可能很简单，但是孩子们并不能‘顾名思义’出来。”
几个孩子坦言，有的课听不懂，很困。
开营之前，这些大学生变身“志愿者老师”，试讲了两次，前几届的师兄师姐帮他们纠正不太准确的地方。上课的前一天晚上，这些“讲课新手”又备课、试讲到深夜。
在知识类的内容之外，裴一恩今年做了新的尝试，她建议清华大学的“小老师们”住进学生宿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参加团体活动。
夏令营那几天，“研学团花上万元参观清华北大”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裴一恩不解：去跟校门合个影，有多大意义呢？
她觉得，跟传授知识相比，“小老师”跟孩子们的相处更为重要。通过相处，孩子们会发现，这些名校出身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也会出糗，也有缺点，也打游戏。这些活生生的人，让这所顶尖高校变得亲切，不再是个遥远、抽象的概念。
谭智耀说：“我希望留下点什么，但不想留下知识点，因为知识点很快会忘记。”他尝试多讲一些关于天文的“感受性”的东西。
谭智耀当初“入坑”天文，也是源于“感性”。他小时候看绘本时，被一个故事吸引了：小主人公卡梅拉遇到了一个外星来的朋友，过了一段时间，外星人要离开时，便告诉卡梅拉，“天上有个狐狸星座，我就在狐狸的眼睛上望着你”。
这个浪漫的表达让谭智耀记忆犹新，也让他产生了对星空的好奇。
他认为，兴趣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有了兴趣，孩子们自己会去寻找这方面的知识。”谭智耀说。
棱镜
一天晚上的团体环节，性格外向的北京孩子林芙（化名）突然对魏可（化名）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待我。
魏可是平塘县当地的初中生，性格腼腆。她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在这个夏令营，30个孩子被分成3组，每天晚上都有两个小时的团体活动，孙方是魏可所在团体的指导老师。去溶洞探险前，孙方让大家在洞外每人捡一块自己最喜欢的石头。这天晚上的团体活动，话题就从石头切入。有人捡回充满棱角的石头，有人拿着一块有裂缝的石头，每个人轮流讲述自己手里的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
裴一恩在分组时，尽量让团体和宿舍里的组成更加多样化：每间宿舍都有乡村孩子、城市孩子、志愿者老师。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成长背景、性格各异的孩子，并不能适应彼此的相处方式。到了晚上，林芙直截了当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孙方尝试让大家互相了解各自的表达方式。这名从业20年的心理老师有这样的感受：乡村孩子的表达能力普遍欠缺，而林芙这样的孩子表达方式则过于直接。指导老师刘芳宁注意到，很多当地孩子遇到误解或不公正的对待时，最多只会说“你怎么这样啊”，把委屈藏在心里。
孙方引导魏可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又告诉林芙，说话应该委婉一些。她尝试着问林芙：假如老师误会了你，你会怎么做？
林芙毫不犹豫：我会怼回去，如果还不行的话，找校长、找教育局投诉。这些话引起了当地孩子的反对：这在我们这儿不现实，我们太缺老师了，几乎是校长求着老师上课，家长也会向着老师。
话题又流到另一个方向。
这场夏令营活动像一个棱镜，原本在各自环境中习以为常的现象，通过彼此的碰撞，折射出更丰富的内容。
碰撞
指导老师们最常注意到的城乡差异，往往是在一个个不经意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出来的。
外出活动前，老师提醒孩子们带水，城里孩子的反应是：去小卖部买瓶水就行了。当地孩子则小心翼翼地问老师，可不可以带水杯，这样就不必再花两块钱买水了。
在团队中，擦眼泪时，城里孩子掏出面巾纸、抽纸，当地孩子则掏出从卫生间拿的卷纸。即便孩子们都在玩手机，差异也一目了然。城里孩子用的基本都是新的苹果手机，乡村孩子的手机大都很旧了，各种杂牌机，多是父母手里淘汰下来的。
分发东西时，乡村孩子往往能注意到谁还没有拿到，他们把自己的需求放得更加次要，这些表现被指导老师们称为“懂事”。
乡村孩子的“懂事”，更多是来自于生活的磨炼。刘芳宁知道，当地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干农活儿、做饭、收拾屋子，几乎顾不上考虑“我想做什么”。而城市孩子生活在资源相对充足的环境，大人围着孩子转，因而更加关注自我。
孙方注意到，有个乡村孩子参与活动时很投入，她问：“假如明年还有这样的活动，你还愿意来吗？”作为心理老师，她需要了解孩子们的反馈。令她吃惊的是，这个孩子说：“不知道。”
孩子告诉她，如果家里需要自己干活儿，就来不了了。
在这个人工营造的乌托邦里，孙方再次毫无心理准备地撞上了坚硬的现实。
她固执地追问：如果家里没有事呢？
孩子终于说：我愿意来。
尽管成长环境各有差异，但孩子们大都有着同样的真诚。
有个乡村孩子参加第一次团体活动时就敞开心扉，谈到自己失去亲人后的痛苦。指导老师有长期的心理咨询经验，但这种坦诚仍然让她吃惊——那时候大家还不熟悉，甚至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其他孩子笨拙地表达安慰。
周琴（化名）是团体里为数不多的大孩子，面对一群弟弟妹妹，这个城市姑娘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好朋友不理她了，全班同学都孤立她。对来自外省的周琴来说，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人认识她，就算把她的经历讲出去也不会影响她的生活。
没想到，团体里很多成员都表达了他们的理解，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被好友和同学孤立之后，周琴一度很伤心，她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她后来才知道，是好友在别人面前说了她的坏话。但她还是难以释怀，她依然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听大家说起类似的经历，她终于放下了心结：这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对一群陌生的弟弟妹妹讲自己的遭遇呢？
“舒服啊！”周琴不假思索。她想了想又说：“还能给正在经历这些的弟弟妹妹提个醒。”
那天在团体讨论中，话题因此延伸得更远，这些初中生、高中生开始探讨什么是朋友的标准、应该如何择友。
心理老师看到许多城乡间的不同，但作为“专业课”老师，谭智耀觉得，城乡孩子上课时的表现并没有显著差异。
有节课讲到了“天眼”，授课老师窘迫地发现，自己准备的内容当地孩子都知道，那是唯一一节小听众们“没吃饱”的课。
生长
在众多营员中，郑洁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清华大学学生天文协会和启明书院举办的夏令营，她说，这个活动让她改变了很多。这几年，她的思想更加成熟，成绩也大幅提升。
郑洁对于“天眼”和“天眼之父”南仁东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感情。
裴一恩看到，郑洁一进南仁东纪念馆就开始哭，几乎从头哭到尾。后来大家到“天眼”参观，郑洁又在抹眼泪。
郑洁说她“见不得跟‘天眼’有关的感人故事”。1994年，南仁东开始论证如何建设天眼，后来一趟趟坐着绿皮火车到贵州山区里选址。2016年，“天眼”建成启用。次年，72岁的南仁东罹患癌症去世。
郑洁的大姨原先住在大窝凼，“天眼”选址到大窝凼后，大姨一家搬走了。当地建设了移民新区，新建了“天眼小镇”，每年游客络绎不绝，“天眼”更是成了天文爱好者的“打卡地”。郑洁说：“如果没有南仁东先生，我的家乡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会是现在的我。”
“天眼”在建时，郑洁还小，她和爸爸去过一次建筑工地，拍了张照片。她记得，当时工地上有一群戴蓝帽子的人。长大后回想，她猜，里面也许就有南仁东先生？她可能无意间跟南先生擦肩而过。这种遗憾让她难过。
杨伟楠是第一届夏令营的任课教师，这次他特意请了一天半的假，来到营地。
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南仁东纪念馆，第一次走到圈梁上仔细看这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这个工科生做了快10年的天文科普工作，对于“天眼”的结构了然于胸，但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口直径500米的“大锅”，清晰地看到“大锅”的反射片，他还是有些激动。“站在南老师亲手打造的‘天眼’上，感觉完全不一样。”杨伟楠说。
时隔两年又看到郑洁，杨伟楠有些惊讶。他没想到，2021年夏天埋下的“天文种子”，居然还在生长，“而且长得还不错”。
2022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称，将把“中国天眼”1%的观测时间提供给青少年，面向全国青少年征集观测方案。郑洁策划了一场“探秘火星之旅”。
看着郑洁的变化，杨伟楠觉得，自己这群人就像“种星星的人”。
星空
开营之后，每天晚上都有厚厚的云层。
夏令营的倒数第二天是原定的观测星空日，那天晚上，谭智耀正在讲述观测的理论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