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玲说，这一《指导意见》旨在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义，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从而激活《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
尽管出台了《指导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存在诸多难点。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教授印波介绍，首先是难以区分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行为，尤其是相互斗殴过程中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往往以“存在相互斗殴的故意与事实”等笼统理由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第二是难以确定防卫限度，没有一个准确认定当事人防卫的主观意图，防卫行为与当事人制止不法侵害紧迫性的标准；正当防卫的认定极容易受社会公众舆论与公众情感的影响，难以保持社会公众道德感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平衡。
至于防卫人为自己准备工具是否影响防卫的性质，印波教授说，在现实讨论中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事先准备工具的行为影响防卫的性质，原因是如果防卫人预见到了某种不法侵害并提前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使不法侵害发生时能迅速采取防卫措施的话，这恰恰说明了不法侵害不具备紧迫性，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性要件；有人认为事先准备工具的行为并不影响防卫的性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是否预见并事先准备工具进行防卫并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
刘玲认为，此案中，焦点问题是防卫行为，还是相互斗殴。这需要结合案件事实、具体情节来判断。比如，陈与李，谁先动手？双方是否都有刀子？谁先拿出刀子？谁先持刀刺向对方？捅刺部位和力度分别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根据证据进行事实判断。
“曾经的那个小孩，只能留在瓮安县了”
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害，自考过法学大专的陈泗翰也开始慢慢有自己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故意这个词是怎么用的，我并没有下意识地想要把对方怎么样。”
他在未成年犯管教所自考了大专，专业是法学，还学会了吉他和萨克斯。音乐和法律，成为他出狱后回归生活的起点。现在，他在林丽鸿的律所实习，有时候也兼职教人弹吉他。
从未成年犯管教所到北京的律所，这对陈泗翰来说，步子迈得有些大，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适应。
他的工作是负责打理律所的公众号，选择一些关注度高的案件，再找相关的法律条例，进行整理和科普。而在他入狱之前，公众号这个互联网产品他还未曾见过。
各种法律文书，他也需要从头开始自学。林丽鸿记得，有一次她让陈泗翰写一个案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写完以后她花了八个小时修改，这个时间有点长，长到让陈泗翰产生自我怀疑。“他有些自卑，可能觉得帮不到我吧。”
在北京待了一年多，陈泗翰首先学会的是与不同人沟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开始，当他去一些机构办理业务，如果对方推脱，超过了办理期限，他往往不敢催促，唯唯诺诺。后来他开始学会“强硬”一些，和对方指明已经延期的事实。
有时他觉得自己社交能力不行，新交的朋友很少。交朋友之前，他会先和对方说九年前的那个案子，如果对方不介意，关系才会继续深入。过去在狱中给他来信的初中同学，因为各自人生轨迹的不同，也逐渐淡出彼此的生活，只在一些时刻偶尔互相问候。“只要对方都过得好，那我觉得也是好事啊，也没必要过多打扰。”友情的支持没有狱中那么强烈，现在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他说，“曾经的那个小孩，只能留在瓮安县了。”
他也会对女孩心动，但选择不去说些什么。本来他和异性说话就不多，再加上身上背着这件案子，令他觉得自卑，没有条件去谈恋爱。也许时间的尺度还要拉得更长，他才能够说一句，“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新京报记者朱清华实习生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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